凌晨四点，杭州的四季青服装市场悄然开启，王桂英已经在这里奋斗了二十年。她打开卷闸门，开始将刚到的春季新款一件件挂上货架。周围的档口依然闭合，市场显得格外冷清，只有清洁工的拖把声在静寂中回响。二十年前的这个时段，四季青的人潮汹涌，每一位采购商都在熙熙攘攘中扛着塑料袋穿梭，那是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。如今，王桂英的货物一半通过直播电商销售，另一半通过线下批发，她也在不断地思考自己究竟是电商从业者还是实体商人。就在几天前，人民日报发表了对“电商冲击实体”的评论，明确表示不应简单看作二选一的对立关系。当王桂英在直播间展示新款连衣裙时，她看到这条消息，感到一丝欣慰，心中默念：“总算有人说了公道话。”
许多人将这一评论理解为“选择站队”——支持电商或支持实体。这种看法只是肤浅的表面认知。如果我们将视野延展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商业流通历史，就能发现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选边，而是一场关于认知的深刻纠偏：正确理解“零和博弈”的误区，促进线上线下的融合，最终实现效率与公平的重新平衡。
为了理解当前电商与实体的争论，我们需要追溯到七十年前。1953年，中国实施统购统销制度，渠道权力完全集中在国家手中。王桂英的母亲曾在供销社任职，那是一份颇有声望的工作，掌握着商品的分配权。伴随改革开放，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王府井、第一百货等成为城市购物的地标，渠道权力逐渐转向商场，谁能占有柜台便能获取利润。进入90年代，连锁超市迎来了蓬勃发展，沃尔玛、家乐福等跨国公司进入市场，国内超市如华联、联华迅速扩展。超市的开设让消费者首次体验到了“自选”的便捷，无需再隔着柜台进行交流。此时，渠道的权力又转移至超市，对供应商而言，入场和条码等各类费用成为新的成本负担。2010年代，电商平台开始迅速崛起，淘宝、京东和拼多多逐渐主导市场，而渠道权力也初步转向线上。王桂英清楚地记得，2015年是她生意的巅峰，同时也是转折年，那一年，直播电商的概念逐渐兴起，许多店主开始转向线上购物。
黄奇帆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：“平台经济不是发展与否的问题，而是如何规范发展的课题。”作为对数字经济有深刻理解的官员，他多次强调，平台经济代表了生产力新的组织形式，正在推动经济发展，同时也引发了垄断和不公平竞争等新问题。
渠道变迁的历史清晰表明，每一次权力的转移都伴随着效率的大幅提升。从统购统销到百货商场，消费者的选择增多；从百货商场到超市，商品价格变得更加透明；再到电商平台，商品种类丰富且购物便捷。然而，新的商业模式也带来了旧业态的困扰和新问题，包括供销社时代缺乏选择、百货商场时代价格不透明、超市时代的高昂费用，以及电商时代出现的“二选一”、“大数据杀熟”和假冒伪劣等问题。
历史规律显示，渠道权力的转变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过程，而应该看作是螺旋式的上升与融合。供销社并未完全消失，百货商场依然存在，连锁超市也在持续发展——它们的地位从渠道的中心转变为多样化渠道中的一部分。
人民日报的评论看似是一篇简单的文章，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政策意图。首先，它唤醒了人们对电商与实体关系的再认识，纠正了“电商打压实体”的极端看法，以避免舆论的走向偏颇。尽管近年来“电商迫害实体”的说法在网络上颇具影响力，实体店主们抱怨高租金和客流不足，将困境归咎于电商，但实际上数据指出，2025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超过50万亿元，而电商的占比约为28%。也就是说，仍有超过70%的消费是在实体店完成的。
王桂英作为小商家的具体情况更能说明问题。她每年的摊位租金为30万，而线下批发的年回报大约是200万，毛利在60万左右。与此相比，她通过直播电商，一年虽然需要支付40万的人工成本，但年收入可达300万，毛利约45万。综合来看，线上线下的业务总毛利为105万，扣除成本后净赚35万。如果只做线下，净利润为30万；如果仅依靠线上，净利则只有5万。王桂英坦言：“只有线上线下共同发展，哪一方都无法独立生存。”这样的观点揭示了零售行业的真相：电商与实体店的关系并不是零和博弈，而是彼此补位赋能。政策需要纠正的，正是那种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。
第二层政策意图是引导，旨在推动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，并鼓励实体的数字化转型。黄奇帆曾提出，平台经济要健康发展，关键在于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，这正是当今电商与实体矛盾的核心。电商显然具有效率高的优势——一个直播间的销售量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超过实体门店一整天的收入，但随之而来的公平问题也不容忽视：平台的流量分配将商家的生死攸关，同时大数据杀熟使消费者的购入成本愈发攀升，假冒伪劣产品也在冲击正规品牌。
因此，政策的引导明确指出，并非要压制电商的创新效率，而是要让公平原则得到体现。应让实体商家分享到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，让消费者兼得电商的便利与实体的体验。线上线下真正的融合，才是未来零售发展的最终目标。
第三层面是对平台的规范约束，以便平衡电商与实体的关系。
